60亿人翘首以待，目光汇聚哥本哈根——童话国度丹麦的首都。但这次不是欣赏美丽的童话，而是直面哈姆雷特式的诘问：是富裕还是生存？气候变化正在推动世界走向低碳经济的明天，即使哥本哈根会议无法达成一份完满的协议，它指出的方向也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太平洋地区数十个岛国面临消失，马尔代夫将不得不花费巨资国外买地整体搬迁，纽约、东京将不得不花费数百亿巨资建拦海大坝……请注意，这并非电影《2012》中的场景，如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１２月７日至１８日，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聚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方面分歧较大，哥本哈根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
　　旨在给地球降温的这场气候谈判，表面上是各国就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讨价还价，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各国关于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博弈，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权势转移。

　　分歧：减排目标与资金援助
　　如果把２００７年印尼巴厘岛会议看做气候谈判的起点，那么按照原先的设想，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应该就中期和长期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援助达成共识，以及对２０１２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然而恰恰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这两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分歧。
　　一方面，以中印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减排做出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担当减排责任时“裹足不前”。
　　除了减排幅度，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具体承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分歧明显。
　　联合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组织——７７国集团主席国代表卢蒙巴·斯坦尼斯洛斯卡乌·迪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手中有钱的国家不愿意出钱解决那些实际上是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

　　博弈：发达国家转嫁历史责任
　　针对减排目标和资金技术援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过多次博弈。１１月２８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以及７７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发表声明，强调哥本哈根会议成果文件应反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取得的进展。声明各方一致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
　　１２月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此间表示，中方根本立场和基本主张是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表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达成重大一致，正是为了反对发达国家转嫁历史责任的企图，捍卫自身正当的发展权益。
　　邹骥指出，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部分西方国家不顾１８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累计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８０％的现实，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承诺。

　　实质：各国竞争经济发展空间
　　实际上，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的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从巴厘岛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三问哥本哈根会议
　　一、能否达成一份新协议？
　　１９９７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到２０１２年的减排目标，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便是要为这个时间点以后的减排行动做出安排。但是，由于在近来的一系列预备会议中各方分歧较大，许多人开始怀疑哥本哈根会议能否达成这样一份协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即减排目标和资金。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但是这个资金数额应该是多少？由哪些国家以什么方式分担、提供？也仍然处于争论之中。
　　二、要不要继续坚持《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的总量减排目标，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出强制的量化减排要求。为此，一些发达国家近来提出抛开《京都议定书》，另外签署一份新协议，这个企图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指出２０１２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按道理应该续签第二承诺期，继续根据相关原则确定减排方案。哥本哈根会议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广受关注。
　　三、领导人是否会做出新表态？
　　众多“重量级”领导人的出席，是哥本哈根会议的一大看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出席这次会议。说到底，还是会议意义重大。他们是否会做出新的表态，也是人们猜测最多的问题之一。

　　中国：绿色挑战与机遇并存
　　此次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对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影响深远。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此次谈判成果如何，由于部分发达国家将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挂钩，中国在短期内都会面临“绿色压力”。
　　“以民航业为例。欧盟现在正在推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这将造成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航业成本大幅上升，经济竞争力面临大幅下滑的危险。”邹骥指出。
　　中国社科院城市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表示，除了经济层面的压力，中国面临的政治压力也不容忽视。某些发达国家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气候变化挂钩，有强迫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的倾向。
　　专家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做出很大努力。据中国发改委统计，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单位ＧＤＰ能耗累计下降了１０．１％，节能约２．９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６．７亿吨。
　　联合国专门负责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高官员德博埃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举措已位于世界前列”。
　　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也有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一方面在气候谈判中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可抓住绿色机遇，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均衡发展。

　　减排之路
　　里约——携手启程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会议有17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
　　此前一个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会议期间正式开放签字，并在两年后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这次会议是世界各国在保护地球、争取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会议未能就发达国家应提供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达成具体协议，资金数额、时限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磋商解决。
　　会议完成了“播种任务”，而“获得好收成，还需我们的努力和奉献”，大会主席、时任巴西总统科洛尔如是说。

　　京都——确定2012年目标
　　1997年12月，气候列车抵达日本京都。在此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适当水平，防止剧烈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危害。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第一承诺期（2008－2012）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并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及技术支持。 [spc]
　　然而，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缺乏政治诚意，为实现既定目标的进展十分缓慢，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之路崎岖不平。如2001年，刚开始第一任期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历经坎坷，《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而此时离议定书诞生已有8年，离第一承诺期到期仅剩7年时间。

　　巴厘——启动谈判
　　有鉴于《京都议定书》的经历，为保证在2009年就2012年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全球减排达成协议，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007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启动了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
　　“巴厘路线图”达成后的整整两年时间里，有关各方进行了9轮气候变化谈判。遗憾的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的巨大分歧，谈判进展十分缓慢，成果不大。